25 / 12 / 01

2.1亿元能买到什么：机器狗，与一个学生的崩溃

营收超两亿，学生却得不到基本支持

在上海市西外外国语学校，为了“看上去很世界一流”，学生付出的代价，是自己的精神健康。

I.透过教室门的真相

教室的门没有完全关上。透过门缝，我看见郑老师正对着老师们做手势——一个普通的周五下午教师例会，他的声音带着那种很典型的自信：那是很多管理者在以为“学生听不见”时才会用的腔调。我本来是来送文件的，手已经放在门把手上。照规矩，我应该敲门，把文件递进去，然后离开。

我没有。

我站在门口，掏出手机，打开备忘录，开始记录。

“10年级R班：最烂的一个班级，情商智商都有问题，学习基础也有问题。”这句话落在室内，像一块石头砸进水面。

他在说的是整个10年级R班。在他的叙述里，这是“最烂”的班级，学生的情商和智商都有问题，学习基础也有问题。

当时，作为上海市西外外国语学校高中国际部的德育主任，郑老师正在向在场老师解释所谓的“招生危机”。那天是2025年3月29日。他形容学生流失情况“很严重”，认为学校需要更好的营销，需要更“积极、阳光”的形象。老师们应该少抱怨，多去参加招生宣讲会，多帮忙在外面“宣传学校”，吸引新的家庭，把更多学生“带进来”。从本质上讲，他在教老师们如何把学校当作一个产品来推销。在这种逻辑里，学生—至少其中的一部分—则是“有瑕疵的次品”。

那时我17岁，已经靠药物控制抑郁症状三年。我刚刚用了一整年时间，帮学生生活组织起草了一部学生自治章程，试图建立一个有真正程序保障、有真实学生声音的民主结构。我成绩一直不错，也真心相信“学校”这个制度。我相信规则是有意义的。

II.2.1亿元所买来的崩溃

三月份站在那扇门外，听着一个学校管理者在他以为我们听不到时实际上是如何谈论学生的，有些东西改变了。不是戏剧性的。不是一瞬间的。只是我对这所从五年级就开始就读的机构的理解基础上，出现了一道小小的裂缝。

六个月之后，同一个人会系统性地拆掉我花一年时间建立起来的学生组织。那条细小的裂缝会变成一道裂痕。而我会坐在同济大学附属同济医院的精神科诊室里，听到新的诊断结果：双相情感障碍，伴严重抑郁、严重焦虑和轻度躁狂。医生解释说，长期压力和创伤可以诱发原本潜伏的精神疾病——我正在经历的，不是什么“想太多”，而是一种真实而严重的状况。

与此同时，这所每年从3000多名学生学费中获得超过2.1亿人民币学费营收的学校，却选择什么也不做。

我的家人至今不知道这份诊断。我自己管理药物、自行去看精神科门诊，也自己写下这篇报道。因为在过去六年里，我一直相信西外写在宣传材料上的那一套教育使命。也因为我现在明白，我的精神崩溃不是个人的失败，而是一个制度运行逻辑下可以预见的结果：一个系统，在关键选择上反复站在“营销”而不是“心理健康”那一边，站在“控制”而不是“关怀”那一边，愿意花330万元买机器狗和水下全息投影，却拒绝给老师配300元的打印机。

III.学生政府的崩塌

正式的“塌方”，发生在九月底的一个周二下午——就在学生生活组织（Student Life Organization，简称SLO）选举的前一天。

那时，候选人报名期已经结束，名单已经确定。三百多张纸质选票已经全部印好，整齐地码放在学生活动办公室。整个过程是透明的、按程序进行的：从候选人提名、报名截止，到候选人名单公示，再到选票印制，全部按照写好的学生会章程及文件执行，而这部章程也已经由全体学生代表表决通过。

就在这个节点，郑老师在微信上给我发来了一条消息。他告诉我，有四名错过报名截止时间的学生，必须被加进候选人名单。

我解释说，这在操作上和原则上都不可能。一方面，选票已经印好；更关键的是，这样做直接违反了我们公开承诺的选举程序—也就是那部经过集体讨论和投票通过的学生自治章程。

他反驳说：“规则是你定的，你就可以做一些改变啊。”

我再次试图从程序上说明问题，引用章程里的具体条款。他却说：“世界上任何一项规定，哪怕是宪法，不都在改吗？”

他的说法让人晕眩。是的，宪法可以修改—但修改本身也有既定程序，需要提案、讨论、公示和表决，而不是某个行政人员在周二下午觉得“这样比较方便”，就临时把规则改写。

关于权力的一课

他接着说：“选你之前没有这些章程的，都是老师推荐优秀学生的。你不就做了一个章程而已吗？”

在他的一句话里，一整年围绕章程进行的工作——起草、修改、同学讨论、班级说明会、全体学生投票——被压缩成“你随手做出来的一个东西”。既然只是“你做的”，那当然也可以在任何时候被“做掉”，尤其当它对权力造成不便的时候。

我继续坚持。作为学生会主席，维护我们共同制定的程序，本来就是我的职责。这时，他不再围绕规则和章程跟我争辩，而是开始给我上一堂“权力与政治”的课。

“你别忘了啊，中国的选举永远都不是民主选举，它是民主集中制……所有的活动，政治活动、选举活动都是领导在控制和操作的，明白吗？”他说。

我尝试提出，学生组织的运作，也许可以和国家层面的选举不一样。他笑了，说：“美国的选举就民主了吗？拉票对吧，马斯克给这么多钱去拉票，这是民主吗？”

他的信息很明确：在他看来，民主到处都是伪装，规则只是给天真者相信的东西，真正重要的是权力，而权力掌握在他这样的“领导”手里。

最后通牒

当我仍然拒绝让步时，他改变了策略：“你呢？还年轻，你才十几岁。毕竟我在这个学校里，我待了15年了，我年龄也是50多岁了。”

他还提到一句俗语，“杀人不过头点地啊”，用来暗示我坚持按章程办事，是一种“过于绝情”的做法。在他的叙述中，我不再是捍卫程序的学生代表，而是一个“太年轻、太理想化、不懂变通”的人。

最后，他不再把这场对话包装成“指导学生干部”的谈话，而是直接亮出自己的职位与控制权：“我毕竟还是高中国际部的德育主任吧。你不管是学生会还是什么，你们受不受这个德育领导的那个领导啊？我现在就告诉你，我就有这个权利，有这个能力，让他们4个学生最后加在里面去参与竞争。”

他在同一次谈话中宣布，此后学生干部的任命将不再由学生选举决定，而将由他本人、校长Enrico Piccinini和主任Monica Pan三人共同决定，学生投票结果将被视为“建议”。学生会章程、选举程序，以及那一整年用来搭建学生自治框架的工作，在这一刻都被明确告知是：随时可以被行政权力推翻的东西。

不久之后，我发现自己被郑老师在微信上拉黑。选票作废。

IV.身体记住了一切

那天回到家，我立刻把他那次谈话中说过的每一句话都写了下来，尽可能逐字记录。第二天早上，我开始起草一份正式的书面申诉：足足十页纸，逐条列出他违反章程的具体行为，详细记下他在谈话中的威胁和施压方式，把这次权力越界的过程写成一份有完整结构的文件。

我通过正式渠道，把这份申诉交到了校长Piccinini手上，然后等待学校的回应。

Piccinini校长确实做出了回应。他的态度是支持的，也表达了同情。后来，多位老师告诉我，在他们的职业经历中，他是他们遇到过的最好的一位校长——也是很多老师在“其他条件并不理想”的情况下，仍然选择留在西外的重要原因。

但在那时，我已经几乎快被压垮。大学申请占据了我所有的空闲时间，我的焦虑程度已经严重到难以管理，而我内心深处还发生着另外一件我当时说不清的事情：我的情绪开始以一种完全不受我控制的方式波动。

有时候，我会进入一种近乎躁狂的高效率状态，连续几个小时疯狂工作和写作；紧接着，又会陷入长时间的瘫痪和绝望。我开始频繁出现严重的头痛和胃痛——检查结果显示，这些并不是由什么明确的消化系统疾病或神经病变造成，而是心理压力和创伤以身体症状的形式表现出来。

学校在之后的沟通中，却要求我提供可以证明我有“脑部疾病”或者“胃病”的医学诊断材料，仿佛只有当在体检报告里看到实实在在的器质性问题，这些痛苦才算数。他们无法，或者不愿，理解身心症是精神疾病的一部分，而不是另外一个需要单独证明的“新病”。

与此同时，我开始害怕去学校。不是害怕课程内容，也不是害怕同龄人，而是害怕在走廊里遇见郑老师，害怕看到那些关于学生生活组织的海报——这个曾经承载我们对学生自治期望的组织，此时已经被重新改回当年那个名字：EMAP。这是郑老师多年前构想的一个英文缩写，由几句空洞的形容词拼在一起。它不再代表学生集体参与和决策，只象征着行政层面的绝对控制。

2025年10月，同济大学附属同济医院的一位精神科医生给了我一个可以解释这些反常的诊断结果：双相情感障碍，伴严重抑郁、严重焦虑和轻度躁狂。

我带着处方和诊断报告离开医院，同时带着一个挥之不去的问题：一所年学费营收超过2.1亿元、雇佣着几百上千名教职员工、反复强调“关注学生身心健康”和“全人教育”的学校，是如何让这样的事情发生的？又有多少人，经历过类似的过程？

V.一种模式，而非例外

关于第二个问题，我实际上早就有答案——因为我曾亲自报道过这一领域的问题。而当我开始把视线从自己的个案抽离，去看整个学校的结构时，一种清晰的模式开始浮现

在我确诊的近两年前，2024年1月，我在本报上发表过一篇关于西外心理健康支持缺失的调查报道。

那篇报道的结论令人震惊：在我们高中国际部的学生中，估算大约有34%的人遭遇过严重到需要长期休学的心理健康问题。许多学生都提到一种“沉默与否认”的文化：当他们试图谈论自己的心理困境时，得到的反应往往是怀疑和追问，而不是信任与支持

一位学生Wanke Yang告诉我，她曾被行政老师“反反复复地盘问”，对方的态度让她“觉得自己好像在编造一切”。最终，她选择离开学校。

心理健康支持的现状

在那篇文章发表时，学校实际上并没有任何一位真正履行心理健康职责的专职老师。这一点，直接违反了上海市教育部门关于各级学校必须配备持证心理健康教师或心理辅导员的规定。

将近两年后，我们学校终于有了一位持证心理咨询老师。张晓薇老师被各方评价为专业、敬业，而且真心关心学生。她一人要服务大约300名学生，同时还承担着多门课程的授课任务。

美国学校辅导员协会建议，一名一般意义上的升学/学业辅导员最多服务250名学生；而心理健康专职人员的合理比例应该比这更低。现实中，在西外，是一个人同时承担心理健康支持和课堂教学，对约300名学生负责。

这意味着，对于大多数真正需要长期心理支持的学生来说，要获得持续而深入的帮助，几乎是一件不可能完成的事。

《中华人民共和国精神卫生法》第十六条明确规定：学校应当对学生进行心理健康知识教育，并配备或者聘请心理健康教育教师、辅导人员，设立心理健康教育机构或者工作机构，开展心理健康教育和心理咨询服务。_《全国精神卫生工作规划（2015—2020年）》也提出，_要在中小学建立健全心理健康教育和危机干预机制。

法律文本里的承诺，与校园里的实际资源之间，有一条非常明显的鸿沟。

VI.钱都去哪了（以及没去哪）

而这条鸿沟，远远不只存在于心理健康服务领域。

在与老师们的访谈中，我多次听到一个细节—起初我以为是夸张的抱怨。但当这个细节在第三次、第四次出现时，我不得不承认，它已经反映出一种结构性现实：

老师如果想要有一台固定可用的办公室打印机，在签劳动合同时，要把“打印机配置”写进谈判条款。

刚听到这件事时，我以为是情绪性的夸饰。但当第二位老师、第三位老师分别在与我毫无交叉的对话中重复类似经历，我开始意识到，这不再是个别案例，而是一种“制度化”的资源匮乏：

只有少数学科组长拥有固定的打印设备；

对许多一线教师来说，一台在淘宝上只要300元就可以买到的打印机，却成了需要通过“谈条件”才能获得的东西。

最终，我把自己的打印机送给了一位每天需要大量打印材料却一直没有设备的老师。这不是出于什么英雄主义，而只是因为在学校目前的资源分配逻辑下，一个学生多出来的一台打印机，居然可以明显改善一名老师的教学日常。

与此同时，在同一场发生于3月29日的会上——也就是郑老师当众把十年级R班称作“最烂的班级”的那次会议上—他自豪地宣布了一些“重大投入”：学校刚买了价格约60万元的机器狗，以及约270万元的水下全息投影系统，用于校园展示和项目营销。

这些设备主要由小学部使用，与高中国际部的日常教学关系不大，却在校园开放日和参观活动中，成为家长最容易被导览老师重点介绍的“亮点”。两项投入的总额为330万元——这笔钱足以采购约1.1万台打印机，也足以支付多名全职心理咨询师多年薪资，或者搭建完成一套配备充分、体系完整的校园心理支持系统。

没人愿意修的官网

再看学校的官网：xw.sjedu.cn。网站页面老旧、结构混乱，部分内容已经明显错误。对于一所宣称要在“上海国际教育市场”中竞争，面向的是每年愿意为子女教育支付8万到13万元学费的家庭的学校来说，这样的网站不仅削弱了学校的专业形象，也削弱了它在招生和信任上的基本可信度。

一位拥有专业网页设计经验的老师—他自己运营着一个设计精良的个人网站—在几年前提出帮学校重建官网。信息技术部门的答复是：内容管理系统“太复杂了”。但事实上，该网站使用的是非常普通的内容管理架构，操作复杂度大致等同于一个功能稍微丰富一点的Word文档。

营销先于实质

在对外传播上，问题同样显而易见。学校的官方微信公众号上，出现的AI自动撰写内容越来越多：语言稚嫩、口号堆砌、风格幼稚，与一个自称“具有国际标准”的学校形象严重不符。有的推送则写得非常好，显示出校内确实存在具备专业写作和传播能力的人。但从整体来看，几乎看不到系统性的传播策略和编辑标准。

当我在自己的微信朋友圈发了一条关于这些AI文案的抱怨—没有@学校，也没有直接点名，只是表达失望—当天晚上10点，我就被通知前往与一位负责“社交媒体”的老师谈话。那次谈话给我的感觉是：相比处理导致这些文案出现的问题，学校更在乎学生是否影响到学校的“形象”。我至今未能查明我的个人推文是如何被总校长林敏博士看到。

升学指导的危机

如果说资源短缺在哪个领域的危害最为直接，那大概就是升学指导—而这里的问题，并不是现在的升学老师不够专业，恰恰相反，他们在极高压力下做了远超出“岗位描述”的工作。

我们的升学指导办公室有两位老师，面对的是近300名准备申请国内外大学的学生。他们工作时间极长，会尽力抽出额外时间为学生提供一对一辅导。对我个人而言，他们给予了非常真诚的支持和建议。

问题在于，这种安排在结构上就是无法满足需求的：两个人，不可能为近三百名学生提供足够细致和持续的个性化指导。这种缺口，最终由谁来填？往往是那些并未接受过系统升学咨询训练的老师。

我自己在过去一年里反复纠结，要不要向美国西北大学提交绑定提前录取（Early Decision）的申请。对我家庭而言，这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决定：ED一旦被录取，意味着我必须入学，无论奖助方案是否足以覆盖学费和生活成本。我原本倾向于不走ED，希望保留比较不同学校录取和奖助方案的空间，以降低财务风险。

我的班主任—虽然没有升学指导专业背景，却在现实运作中被卷入“建议学生申请策略”的角色—对我说的是：“也没什么可能。”

这不是基于数据和案例的理性分析，也不是在坦率评估后提供替代路径的专业建议，而是重复出现、缺乏建设性的打击。

在我有完整记录的四年中，我参与并主导了多项学生自治改革，做过多篇调查报道，发起过校园心理健康和劳动条件相关的舆论倡议、参与了多个实习和创业工作。这些经历累积成一份厚厚的简历，却在“也没什么可能”的反复暗示中，被轻描淡写地抹平。更严重的是：这样的结论，往往来自缺乏专业训练的人，却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学生对自己未来的判断。

换句话说，当学校不愿在关键岗位投入足够人力和培训时，真正付出代价的，是那些最需要被好好对待的学生。

VII.老师们怎么说

这些，都不是孤立的、偶然的“小意外”。把它们放在一起，再加上匿名评价平台上的公开信息，就会发现一条延绵的脉络。

在职场评价网站Glassdoor上，多位曾在上海市西外外国语学校工作过的中外教职员工留下了评论。有评论写道：“这地方简直是个噩梦，我建议任何人都不要来这里工作。”“极其长的工时却只有低工资，不懂感恩的学生，完全不重视老师的糟糕管理层。”

还有评价提到，在这种双语办学架构下，管理层的行政指令往往在中英文之间传递时被扭曲，导致严重的沟通断层和“跨文化误解”。

西外在Glassdoor上的评分是3.6分（满分5分），这个数字看上去“尚可”。但当你一条条地读过这些评论，就会注意到明显的分布：赞美主要落在“具体老师”和他们在课堂上的自主空间上，而严厉的批评则集中在“管理层”“资源配置”和“机构文化”上。有外籍老师提到，他们之所以还能正常工作，是因为中层管理“尽可能地帮他们挡住那些双语学校里最糟糕的东西”，这句话本身就说明，那些“最糟糕的东西”并不是偶尔出现，而是长期存在，只是被一些有良知的中层在努力“挡”。

从这些评论、从我与在校及离校师生的访谈、再加上我自己在西外六年的亲身经历拼接起来，是这样一幅图景：这是一所学校，在这里，许多真正有理想的老师和学生，往往是在和制度的惯性能量做对抗的情况下，艰难地完成一些有意义的事情。好的人存在于系统的各个角落，但再好、再努力的个体，也弥补不了一个在结构上优先考虑招生数字和宣传效果，而不是学生和老师基本需要的机构。

VIII.追踪资金流向

在这样的背景下，一个最直白的问题其实并不复杂：钱，到底花在哪里了？

算账本身并不难。学费水平大致在每人每年1万到12万元之间，全校各学部学生总数接近3000人，这意味着，仅学费一项就能带来每年2.1亿元的营收。根据公开招生信息，上海市西外外国语学校现有在校生近3000多人，学费区间约为每年 1–11 万元，粗略估算每年学费收入在数亿元量级。即便在考虑教师与员工的大额工资支出之后，学校仍然拥有可观的可支配预算。这意味着，心理健康支持、教师基本设备和透明的资源投入，不是“没有条件做到”，而是是否被当成优先事项的问题。

这些选择，不仅体现在学校愿意花钱买什么，更体现在学校愿意容忍什么样的现实持续存在。

食堂员工

2024年11月中旬，我对学校食堂三楼做了一次实地调查。那是一个带舞台的空间，偶尔会被用来办活动，平时学生不太会上去，但并没有严禁学生进入的标识或封锁。

我在那里看到的景象，印证了此前三个独立消息源向我描述的情况：舞台右侧的备餐区地面上，铺着几块被压得很平的纸箱，上面留有反复睡觉压出的痕迹；旁边摆放着装满烟头的饮料瓶；周围散落着吃完未收拾的外卖包装；栏杆上挂着几件内衣—根据尺码和款式，显然是属于食堂员工的。这些员工大多是五、六十岁的中年人。

多名食堂工作人员、曾经使用过这个空间的学生，以及了解情况的老师，在互不知道彼此说了什么的情况下，分别确认：至少从2023年起，食堂员工就曾经在这里睡觉。我无法确认这样的情况是否持续到今天，但仅仅这一事实—在一所学费收入接近2.1亿元的学校里，为3000名学生做饭的人，需要在纸箱上、在食物准备区一角睡觉—就足以说明一些极其重要的问题。

学校对外宣传时，常常强调食堂由学校自营，而不是外包给第三方公司，理由是“这样学校全体师生吃的都是一样的，更有安全保障”。相较于很多把餐饮完全外包的学校，这在原则上确实是更负责任的做法。但自营食堂也意味着，学校对食堂员工的工作和生活条件负有直接责任。

从我看到的现场和多方求证的情况来看，至少在一段时间内，学校在“科技展示”和“营销装饰”上投入了巨额预算，却没有为师生提供饮食服务的人提供最基本、最体面的休息场所。

如果把这些资源分配选择列成一个清单，大致会是这样的：

学校对外宣传材料中声称，自己“为有需要的学生提供经济资助以及奖学金机会”。但在我从五年级至今的六年就读经历中，作为一个深度参与学生事务、与各年级学生都有密切联系的人，我从未听说过任何一位具体学生，公开或私下确认自己拿到了这样的资助。如果这样的项目真的存在，那么它的运作方式隐形到，几乎等同不存在。对于一所年学费收入超过2.1亿人民币的学校而言，看不见的奖助项目和看得见的机器狗与全息投影之间的对比，本身就构成了一个非常清晰的价值排序：为招生服务的“表面功夫”可以无限放大，而真正直接关乎学生和老师日常生活质量的投入，则被压缩到最低。

IX.需要发生什么

在这种背景下，“需要发生什么”，听上去既简单，又困难。

第一步，是立即的问责。

学校需要正式承认，在2025年9月这次学生生活组织选举中，郑老师要求临时增加候选人、无视既有章程、以“领导有权”和“学生受德育领导领导”为由强行更改选举结果的行为，违反了已经由学生集体讨论和通过的自治程序，构成对学生自治权的滥用。这并不必然意味着必须撤职某一位个人，但至少需要有一份公开明确的表态：这样的行为不会被视为“可理解的特殊情况”，而是不可接受的边界突破。学生生活组织的章程应恢复为学生组织选举的唯一依据，学校行政需要承诺不再以临时指令干预已经公开并执行中的学生选举程序。

第二步，是补齐最基本的心理健康基础设施。

学校至少应聘用两名额外的全职心理咨询师，专门负责学生心理健康，而不再兼任课堂教学。按照目前上海市场上持证心理咨询师的年薪水平，大致在20万到30万元之间，两名全职咨询师一年的人力成本在40万到60万元之间——这比那只60万元的机器狗要低，也远低于学校超过2.1亿人民币的学费营收。。两名新聘咨询师将把心理支持的师生比降到更接近行业建议的水平（例如每名心理咨询师服务150名学生甚至更少），让更多学生有现实的机会获得长期而稳定的支持，而不是把心理健康服务变成“排队抢名额”的稀缺资源。

第三步，是构建真正专业的升学指导团队。

对于一所把学生送往世界各地大学的学校来说，升学指导不应当是靠两名老师“硬撑”的部门。学校至少应再聘用两名接受过系统训练的升学指导老师，把升学顾问与学生的比例降到大约1:100。以目前市场上具有国际申请经验的升学顾问年薪来算，大致在25万到35万元之间，两名顾问合计每年需要50万到70万元。这依然低于那套270万元的水下全息投影系统的投入，却关系到三百多名学生如何做出人生中一次极为重要的教育选择。

第四步，是在制度层面引入最基本的透明度和底线标准。

学校可以每学年向家长和学生公开一份简化的财务分配概览，说明学费收入大致被分配到哪些大项：校园维护、教师薪酬、心理健康服务、升学指导、教学资源、对外宣传等，让共同支付近超过2.1亿人民币学费的家庭看到钱的流向。

学校可以设立统一的教师基本资源标准，例如：所有承担一定课时量的一线教师都有权获得一台个人打印机，不再需要通过合同谈判来争取。一笔大约10万元的一次性投入，就足以为所有有需要的老师配备打印机，而后续维护成本则极低。

学校还可以聘请真正具备专业能力的品牌与传播人员，建立稳定的内容策略和审核机制，为学校重建一个现代化、信息准确、结构清晰的网站——重建和维护一套这样的官网系统，开发成本大致在5万到10万元之间，每年维护费用约2万元，在几亿元级别的预算中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最后，学校应为所有中层及以上行政人员提供系统培训，帮助他们理解学生心理健康问题的表现形式，包括身心症，学习如何在不造成二次伤害的前提下，与处在心理危机中的学生沟通。

第五步，是文化层面的自我校准。

一所学校的诚信和价值，并不体现在校园里展示了多少高科技设备，而体现在：当学生陷入心理危机时，它如何对待他们；当老师为最基本的资源奔波时，它是否愿意伸出手；当家长把孩子和学费托付给它时，它是否能守住“安全、健康、支持性环境”的承诺。所谓“强招生”，从来不是靠拍出多少好看的宣传片、办出多少“体验营”，也不是靠老师去招生会场站多久，而是看家庭在了解学校真实运作之后，是否仍然愿意做出“把孩子交给你”的决定。

中国有一句成语：“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如果一所学校真心在乎学生的长远发展，它应该投入的是能力的培养、环境的搭建和制度的保障，而不是只在宣传册上好看的“创新项目”。所谓“行走课程”（本质是旅游）、未经验证的所谓“创新AI课程”，以及一场又一场空洞的道德说教，并不能真正构成一所学校的竞争力。那些认真为孩子做教育决策的家庭，看得到学校包装下的现实。

如果上海市西外外国语学校真的想培养“下一代世界的领导者”，那它本身至少应该像一个负责任的机构那样，面对自己的选择和后果。

X.我为什么发声

写这篇报道之前，我认真考虑过要不要匿名发表。匿名显然更安全，对我剩下不多的在校时间来说，风险会小很多。但匿名也会削弱这篇报道的可信度，让管理层更容易把它归类为“流言”“情绪化抱怨”，并且轻而易举地说上一句：“连名字都不敢署的学生，凭什么让我们当真？”

我完全明白，公开自己的精神健康诊断，可能会被人用来质疑我的判断，有人会说，是我的“个人挣扎”和“精神状态”夸大甚至扭曲了我眼中的现实。正因为如此，我才下决心把所有可被外界验证的部分尽可能地记录下来：那份十页的正式申诉，其中引用的学生自治章程的具体条款；学校的学费和学生人数数据，换算成大致的2.1亿元年度收入；机器狗和水下全息投影系统的60万元与270万元价格；那个三楼食堂舞台上纸箱、烟头和晾晒内衣的现场照片；多方独立消息源在不同时间、不同语境下提供的互相印证的细节。

这篇文章呈现的是一串串可以被核查的事实，它们存在与否，不依赖于我的情绪状态。我的诊断不会让这些事实自动失效。如果说有任何关联，那就是：它提醒我们，一个制度在反复做出某种选择时，最终是由哪些具体的人，以及他们的身体和精神，来承担这些选择的后果。

我为此做好了准备—包括不舒服的对话、来自管理层的压力，甚至是更直接的后果。我之所以仍然选择写，是因为我在这里度过了六年青春，也曾真心相信过西外一遍遍向家长和社会宣称的那套教育理想。我不愿意在真正看见这一切之后，默默离开，把沉默留给还在这里和即将来到这里的学生。

我也知道，我之所以有能写下这篇文章的空间，本身就是一种特权。我的家庭勉强负担得起这里的学费；我的大学申请已经基本完成；我有校外的医疗资源和法律信息可以求助。这意味着，我有更多可以承受的“缓冲地带”。也正因此，我有责任用这份相对的安全，去为那些没有同样条件的人发声—为那些觉得自己“孤立无援”的学生，为那些担心说出真相会失去饭碗的老师。

致正在阅读这篇文章的学生

如果你在阅读这篇文章时，意识到自己也经历过类似的事情—相同的焦虑，被不断质疑的求助，感觉自己一个人在和一个本该保护你的系统对抗—我想首先告诉你：你不是一个人，这不是你的错。

系统是有问题的，你不是。

如果条件允许，尽量去校外寻找专业帮助。像同济医院这样的公立大型医院，设有精神科和心理门诊；还有一些正规的社会机构和热线，也在提供心理支持服务。无论你在哪里寻求帮助，请记得几件事：尽可能把发生的事情记录下来；和你信任的同学建立互相支持的小群体，不要一个人承担所有的压力；找到你信任的老师和少数行政人员—即便在一个运作有严重问题的系统里，仍然存在着真正在乎学生的人。

致学校行政层

写给西外的行政层：我并不认为学校里的每一个人，都对这些失败负有同等责任。在这里，我遇到过极其优秀的老师，他们在有限的条件下尽可能为学生做更多事。我也和包括校长Piccinini在内的一些管理人员合作过，他们确实希望尽力为学生做正确的事。但再优秀的个体，也无法扭转一个制度长期形成的惯性。要真正改变一个机构，需要的不只是“好人”的存在，还需要明确的责任边界、持续的资源投入，以及在关键时刻做出“学生优先于形象”的选择。

你们对外宣称提供“国际标准”“全人教育”“以学生为中心的学习经验”，承诺一个“健康、支持性”的校园环境。你们拥有足够的经费和空间去兑现这些承诺。你们现在缺少的是一种愿意直面问题、承担责任、把资源真正投向学生和老师的机构意志。这篇文章，是你们证明我看错了的机会。

XI.与后果共存

写下这些文字的时候，我已经开始新的药物方案四周。有时候，症状退后一些，生活看起来可以被管理；有时候，情绪照样会冲破药物的防线，像过山车一样上下翻滚，身体发出找不到器质性原因的疼痛信号，偶尔出现的轻微视觉扭曲提醒我：我的大脑有时不会按“常人的方式”处理世界。

我正在学习如何带着这些状况生活，学习“恢复”到底意味着什么—尤其是当“拆散你的人”和“你每天必须走进去的地方”是同一个机构时，所谓“恢复”不可能是一条简单直线。

与此同时，自从我开始起草这篇文章以来，已经有七位学生单独联系我。有的是我原本就认识的同学，有的是曾经几乎没有交集的人。他们说出的，是同一种情绪：“我以为只有我一个人这样。”“我以为只有我一个人觉得这里有问题。”

这就是制度失败在个人生活中的样子。不是哪一天突然发生的大爆炸，也不是一场所有人都看见的灾难，而是一个又一个学生，在不同的教室、不同的家庭、不同的深夜里，分别相信“问题一定出在我身上”，分别相信“我是在一个应该保护我的系统里孤军奋战”。

两年前，我在报道另一位学生的故事时，记下她的一句话：“我可能离开了西外，但我的路还没有走完。我会继续发声，继续推动改变，去创造一个把心理健康当作优先事项而不是禁忌的世界。”今天，我仍然认同这一点。这篇报道，是我参与那场斗争的一种方式。不是因为我相信一篇学生报上的调查能立刻改变什么，也不是因为我期待管理层会读完它、立刻开会讨论改革方案，而是因为：沉默，本身就会被算在“系统”的一部分里。当我们知道问题存在却选择闭嘴时，这种闭嘴也会被写进制度的续篇。

后来走进西外的学生，至少应该有机会知道这些。他们有权知道：当一所学校愿意为机器狗和全息投影花330万元，却迟迟不愿意增加心理咨询师时，那不是“预算不足”，而是一条清清楚楚的价值判断；当管理者轻易否决学生自治的结果，把严重的心理危机看成“是不是装病”，那不是偶然的“沟通失误”，而是一种制度文化；当老师连一台300元的打印机都要在合同里争取，而市场营销和招生预算可以轻松达到百万元级别，那不是“操作失误”，而是一系列被反复做出的选择。

而选择，是可以被质疑的。被质疑的选择，也可以被改变。

西外的学生，值得拥有一所真正相信学生、理解心理健康和基本资源不是“奢侈配备”而是教育底线的学校。这不是一种过分的要求，这只是我们，作为学生，最低限度应该被允许要求的东西。

至少，这是底线。

关于作者

王子豪，上海市西外外国语学校高三学生，《西外紫兰》学生报主编，曾就教育机构中的心理健康议题和劳动条件撰写多篇调查报道。

读者来信说明：如果你是上海市西外外国语学校的在校生、毕业生，或现任/前任教职员工，并且有与本文所述情况相关的经历，《西外紫兰》欢迎你向编辑部分享。你可以选择匿名或署名，我们将尊重你的隐私与意愿。来信邮箱： lettertoeditors@xiwaimoments.com.cn

编辑标准声明

本文反映的是作者作为当事人的亲身经历与调查所得，同时也是一篇第一人称调查性随笔，将个人叙事与对学校制度运作的系统性记录结合起来。作者直接受到文中事件影响，因此无法声称“完全中立”，但在写作过程中，尽力保持调查报道的基本严谨性，主要体现在：

使用可保存的书面材料作为事实依据，包括：正式申诉书、学生自治章程文本、现场照片、公开的财务数据等；
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对关键信息尽可能通过多个独立消息源交叉核实，避免仅凭单一证词得出结论；
在涉及具体日期、金额、职务称谓和法律条文时，给出足以支撑核查的信息；
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精神卫生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确认文中涉及的学生权利主张有明确的法理依据。

就目前可获得的资料而言，文中的事实性陈述已经由作者与编辑部进行了多轮核对。《西外紫兰》对这些事实性内容的准确性负责，同时也承认，这篇文章必然带有作者作为参与者和见证者的主观视角。

文中所提及的具体姓名，仅在与其在学校中的公职或管理角色有关的范围内出现，目的在于厘清责任与权力，而非对个人进行超出其职务行为之外的评价。

本篇文章的写作和发表，系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第四十二条赋予学生“对学校教育教学工作提出意见和建议、对学校的有关工作提出申诉”的权利而进行，旨在推动对话与改进，而非简单的指责或攻击。